最近，有媒体报道称，我国社会中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恐婚、恐育现象，报道的语气中充满了对这一趋势的焦虑，似乎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。然而，在我看来，这种焦虑大可不必。 事实上，恐婚、恐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负面现象，从某种角度来看，它恰恰反映了我国中产阶级正在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。纵观历史，不只是结婚意愿，生育意愿最低的往往也是中产阶级；而贵族阶层和蓝领阶层，反而生育率一直偏高。
以最早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为例，19世纪的英国贵族普遍都有三个甚至更多的孩子。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就育有九个孩子，而即便是家庭关系不算和睦的丘吉尔父母，也至少有两个孩子。贵族孩子多的原因与今天我国明星家庭普遍生育较多的原因类似——物质无忧，不必为养育子女和教育问题操心。实际上，茜茜公主与婆婆的矛盾，主要原因就是她坚持亲自抚养孩子，而非依照皇室惯例把孩子交给保姆照看。 贵族之所以能生得起孩子，而穷人则是因为缺乏必要的避孕手段。那时社会缺少有效避孕方式，而且对堕胎的舆论压力极大，这使得英国穷人家庭普遍拥有三个以上孩子。亨利·梅休的调查显示，19世纪末的伦敦，约有五分之一的穷人家庭孩子数量超过十个。 为什么蓝领阶层家庭如此热衷于生育？原因主要有三：一是贫困导致缺乏节育知识；二是经济压力迫使他们希望多生孩子以补贴家用——在维多利亚时代，十岁左右的孩子就可以外出做童工；三是医疗条件差，多生孩子可以降低孩子早夭的风险。亨利·梅休的研究进一步揭示，19世纪后期，伦敦街头到处都是童工，“孩子们很小的时候，每天晚上就被送出去卖坚果、水果和鲜花，在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卖货的孩子。” 事实上，只有中产阶级家庭才会出现“剩女”现象和丁克家庭的情况。历史学家琼·铂金统计显示，1890年代公务员群体与矿工群体的生育差距已经达到了60%。1911年，英国首次家庭规模调查显示，劳工家庭的规模是公务员家庭的两倍，是中产阶级家庭的三倍。1914年，一个拥有160名成员的女性行动行会调查中显示，一个每周收入14先令的蓝领家庭，有三个孩子，夭折两个，还有两个流产；另一个收入18—22先令的家庭，有八个孩子，夭折两个；而收入20—22先令的家庭，则有五个孩子，夭折五个。总的来看，19世纪英国的经验表明，社会最富裕阶层和社会底层的生育意愿最强。前者因为财富充足，不必担心养育问题；后者因为贫困，即便担心也无从解决，只能顺其自然。中产阶级处于两者之间：他们既没有底层那么贫穷，也未富有到可以完全无视孩子养育成本。 中产阶级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不愿意为了生育而降低生活质量。例如，英国凯特王妃虽然为王室生育了三个孩子，但全英国已有40%的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。这说明，随着中产阶级的普及，中产家庭普遍不愿意为了孩子牺牲生活水平。 综上，我国社会出现的恐婚、恐育现象，正体现出我国社会正逐渐迈向健康的纺锥形结构，这是中产阶级崛起、社会成熟的标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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