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47岁被授少将，54岁主政福建，被誉为“清廉救火书记”，61岁逝世，福建人民至今感念，你们知道他是谁？
一个在福建只工作数年的北方干部，能在离任时让人鼻子发酸，靠的显然不是场面话。
他不是从地方官场一路磨出来的。
早年家境普通，读完大专后进过工厂，真正见过基层人怎么熬日子。工资怎么掰着花，班组里谁家出了难处，这些经历不算传奇，却很磨人，也让他后来谈民生时不至于只剩空话。
后来从军的念头一直没灭，一九六五年入伍，同年十二月入党。
排长、副指导员、科长、处长，他从并不显眼的位置往上走，靠的不是花活，是肯吃苦，肯补课，也肯听人说话。学历不算拔尖，他就用笨办法往前赶，碰到不懂的，不装懂，追着问，慢慢补。
到了四十七岁，他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再往后，他到团中央工作，又担任人事部部长。军队里的硬朗，青年工作里的耐心，人事岗位上的识人，这几股劲儿后来都带进了福建。
二〇〇〇年，他调任福建。
这里靠海，外贸活跃，机会多，难题也不少。刚到地方，他没有急着端出一套现成答案，先往基层跑，问企业，问干部，也问普通群众。文件能写出大概，冷暖还得去街巷里摸。山海发展并不齐整，沿海要闯，山区也不能落下；经济要起势，干部作风不能散。
二〇〇一年十二月，他当选福建省委书记，次年一月又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。
宋德福到任后常谈发展，但他嘴里的发展，不只是数字往上爬。他看山海协作，看对内联接，也看对外开放；看产业，也看教育文化；看今天怎么过关，也看几年后福建站在什么位置。
福建那几年并非处处顺风，他讲问题不遮掩，也不把劲儿花在粉饰上，许多会议绕来绕去，落点还是一句话，得把路走宽，把日子往前推。
抓发展的人，若只盯报表，路容易走窄。
宋德福还盯人心。经济有压力时，他愿意跟干部谈，也愿意听基层声音。
干部心里虚，政策就会软；群众没信心，再好的蓝图也像纸糊的。他用人很看实处，喜欢那些不躲事、肯下沉、能把活办成的人，不迷信关系，也不拿亲疏远近当尺子。遇到成绩，他不爱一味抬高；碰到毛病，也不怕把话说重。
干部最怕的是表面热闹、内里发虚，他对此格外警惕。
福建后来对他有好感，不只是因为他讲得稳，还因为不少人觉得，这个人看干部，不先看门路，先看事做得怎样。
节假日最能看出一个干部心里装着什么。
宋德福的亲友多在北方，可在福建任职时，他常常不敢离开。街上越热闹，他越留神，假药假食品会不会钻空子，治安会不会出岔子，心里总挂着。台风和洪水来时，他更坐不住。福建沿海吃过这种苦，风一紧，雨一大，下面多少地方要提着心。
宋德福常在指挥部盯着，公开场合也说过，大的活动可以让，别的事情可以往后放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能让。这样的话，若只说一遍，未必留得下；一次次在灾情前面出现，人们就记住了。老百姓记人，记的常常不是长篇讲话，而是最难的时候，谁在场，谁没躲。
他的清廉，也不是靠几句表态撑起来的。
写报告、发文章，照规定能领稿费，他却常把钱换成牛奶、饼干，放在办公厅给加班的人吃。过年时，同事心里过意不去，用其中一部分钱买了一条烟送他。
宋德福弄清缘由后，只收下一包，剩下的退回去，让会抽烟的同志分着抽。
他还特意说，把稿费拿出来是他自己的选择，别人该怎么领就怎么领，别跟着受拘束。规矩在他那里，不是拿来压别人的，是先用来管住自己。手伸得短一点，话说得稳一点，家里人也跟着守住边界，这才是他最看重的体面。
二〇〇二年，他率福建代表团赴香港交流。
出发前，工作人员看他原先准备的旧西装不大合适，陪他定做了两套。
价钱出来，七八千元，他心疼得直念叨，早知这么贵，做一套就够了，几乎抵得上两个月工资。
旁人听了都有些发愣。做了多年高级领导，还会为两套衣服心疼半天，这不是装出来的拮据，是过日子的习惯早就长进骨头里。家里按级别可以配炊事员，他不要。儿子结婚，也没摆酒席，怕有人借喜事来送礼。
很多人说清廉，说着说着就飘了；宋德福的清廉，却落在烟盒、账单、饭桌这些小地方。
身体真正垮下来，是二〇〇三年以后。
病情加重，福建省委日常工作逐步由卢展工负责。
到了二〇〇四年，他一边治疗，一边把手头能处理的事尽量处理完。身体在后撤，心思还留在福建，许多牵挂并没有随着病房门关上。离任时，他没有把自己说成什么功臣，只说看到福建一天比一天好，自己也能安心治病了。
那句“我尽力了，福建”，大概也是这时从心里沉出来的。
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三日，宋德福在北京病逝，终年六十一岁。
几天后，遗体在八宝山送别。福建不少干部赶去再见他一面。后来，收录他在福建任内讲话、报告和文章的《我尽力了，福建》出版。书名没有修饰，朴素得近乎笨拙，却像他留下的背影。
会场里那句告别，隔了许多年，还像有人轻轻把文件合上，低声说了一句，事情就到这里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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